刘大钧简介
刘大钧，1943年1月生于山东邹平，国际著名易学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 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周易研究》学刊创办人、主编，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第一学术带头人。
刘大钧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易学研究，以弘扬大易文化为己任，于上世纪80年代率先倡导并开展了传统象数易学研究，是山东大学易学学科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易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为传统易学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治《易》路数上，主张在新的历史文化视野下超越传统的象数义理两派之争，坚持象数义理兼顾，探寻易学的整体学术特色和内涵。
先后在《 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史哲》《周易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五十多篇，出版《周易概论》（该书多次再版，印数超过10万册）、《周易经传白话解》、《今、帛、竹书〈周易〉 综考》等学术著作多部，主编大型易学文献《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初编）》（2千多万字）、《百年易学菁华集成（续编）》（3千多万字），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易学研究菁华 集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之经部易类专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马王堆帛书《易传》系统释义与哲学解读”等多项重大科研项 目。三十多年来，筹备召开了十余届国际易学与海峡两岸易学及儒学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易学与两岸易学及儒学的交流与发展，并以“大易”系列的形式，主编了历届易学儒学研 讨会论文集十余部，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刘大钧-中国周易学会创始人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前身中国周易学会）是一所着力开展易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专职学术机构。该中心的前身，是1984年于山东大学哲学系成立的“周易研究室”。1988年3月，在“周易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直属学校的独立学术研究机构－“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2000年9月，中心正式更名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中心的前身及中心自创立以来，其主任皆为著名易学专家刘大钧教授。本中心是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的一级学会中国周易学会所在地，会长也是刘大钧教授。
刘大均-《周易研究》创刊人
《周易研究》是中国大陆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易学研究专刊，于1988年由刘大钧先生自筹经费创办，现由中国周易学会和山东大学联合主办，原为季刊，自2002年起改为双月刊，16开本，每 期80页，2006年起改为大16开，每期96页，每双月份的20日出版。主要刊登象数易与义理易、《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易学与哲学文化、易学与现代及后现代、易学方法论、易学与考古、易 学史料学及易学与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承蒙广大读者厚爱，本刊自1988年创刊以来，发行量直线上升，并于多年来长期保持在2万份左右，发行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 学术期刊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本刊于1998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期刊”，并于2000年被评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该刊被海内外学者誉为“二严”之刊（指办刊严肃、严谨），享誉海内外。在学术方面，本刊既注重传统易学问题的研究以及出土易学文献的研究，又倡导易学与现代哲学、易学与管理学、 易学与环境保护科学、易学与现代社会问题、易学与自然科学等相结合的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在新的世纪里，本刊将加大对易学前沿问题的研究，同时，在形式方面也 将焕然一新，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于读者面前。
刘大钧学术专著
- 《周易概论》
- 《周易古经白话解》
- 《周易传文白话解》
- 《易传全译》
- 《周易讲座》
- 《纳甲筮法》
- 《纳甲筮法讲座》
- 《今、帛、竹书〈周易〉综考》
- 《周易古经白话解》(英文版)
- 《易经全译》(法文版)
- 《周易折中》
刘大钧论文集
- 《大易集要》
- 《大易集述》
- 《大易集义》
- 《大易集说》
- 《大易集奥》
- 《元典哲蕴》
- 《象数易学研究》(一、二、三辑)
- 《大易集成》
刘大钧-现任职务
- 中国周易学会会长
-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 《周易研究》学刊主编
- 全国政协委员
- 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 北京大学太极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联系方式：E-mail:zhouyi@sdu.edu.cn
电话:（86）531-88364829
刘大钧教授讲演
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周易》与我平时跟研究生上课太不一样了，也许讲台下有的人研究《周易》已到了很深的程度，而有的人恐怕连《周易》“ABC”都不知道。我只能是试着讲，讲哪些内 容比较适合，我心里也没底，因为讲课就是这样，“深入”不容易，而“浅出”往往更难。我将今天的题目定为“《周易》浅说”，实际上也是一种挑战。
《周易》简单说，是一部“谈象”的书。“象”就是“卦象”，由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衍生出六十四卦卦象，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卦辞，另外还有三百八十四条爻辞，是对 卦象象征意义的解释。读起来诘屈聱牙，非常难懂。后人的“注”也非常多，因为年代太久远，原先的“注”读不懂了，就有人为“注”做“注”，所以我们现在读的《周易》，它的注文往往是“注”的“注”的“注”的“注”。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因为时间久了，当代人都知道的事情，后代人就不知道。拿“文革”来说，尽管发生在当代，而且是这样大的社会变动，可现在许多年轻人并不很清楚，更何况像《周易》这样久远的书。另外，后人的“注”中还加入了个人的主张，使得“注”与“注”之间起争执，于是这部书就越发难懂了。
古人逢大事必向神灵卜问吉凶，其方法有龟卜和占筮。《周易》一书即由占筮而成。筮用蓍草，按一定法式推算出数目，求得某种卦象，依据卦辞、爻辞推测所问事情的结果。据《周礼·春官 ·宗伯》记载，上古时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连山易、归藏易皆佚，仅《周易》存世。“易”字，有“简易”之义；又有 “ 变易”之义。“易”前“周”字，一说指周代人的筮法；一说指周遍之易，即探求普遍的变易法则。
《易经》成书于何时，作于何人,迄今无定论。《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说，认为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作卦辞和爻辞；孔子作传以解经。“五四”运动以后，史学界对传统说法提出怀疑，认为卦和爻辞中讲到周文王以后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足证《易经》成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因此出现了周初说、春秋中期说和战国说，所据不一。
战国后期，对《易经》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一些系统阐释《易经》的文字陆续被收集起来，汇成《易传》。秦代（前221～前206）焚书，不焚易书。至汉代（前206～公元220）， 经学兴起。《周易》不再叫《周易》，而叫《易经》，其中关于《周易》经传的解释，称为“易学”。汉武帝又设立了《易经》“博士”，这个“博士”不是今天的博士，它是一种官职，而且相当有社会地位。“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博士们”纷纷注《易》，每个人都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使得对《易经》的解释越来越丰富，确立起《易经》“六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学术地位。后来，《易经》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许多人把读《易经》当成了追名逐利的敲门砖。易学不断发展，历时 2000余年，形成了许多流派，如象数学派、义理学派等。许多著名哲学家， 依据《周易》经传提供的思想资料，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
我们今天所说的《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传是对经的解释。《易经》则指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爻辞而言。《易经》的卦象指卦的图象，由阳爻“— ”和阴爻“- -”两种爻象，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共六十四种卦象。卦中六画的排列从下到上，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位序，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爻象共三百八十四，乾坤两卦另有“用九”、“用六”之辞。《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现传有两种本子：一是通行的《周易》本，分上下经，上经始于乾卦，次为坤卦，下经终于未济卦；二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首卦为乾，次卦为否，终于益卦。解说卦象的辞句称为卦辞，系于卦象之下，解说爻象的辞句称为爻辞。 卦辞和爻辞的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是讲自然现象的变化，用来比拟人事，如大过卦九五爻辞说：“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二是讲人事的得失,如渐卦九三爻辞说“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三是判断吉凶的辞句，如坤卦卦辞说：“元亨，利牝马之贞。”据研究，卦、爻辞反映了奴隶制的社会生活。
《易经》虽属占卦书，但在其神秘的形式中蕴含着较深刻的理论思维和朴素的辩证观念。例如，它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面，六十四卦由三十二个对立卦组成，其卦的爻象和爻辞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人”和“小人”、吉和凶、得和失、益和损、泰和否、既济和未济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现象，《庄子?天下篇》将其概括为“易以道阴阳”。它还承认对立事物的互相转化。如泰卦卦辞说：“小往大来”；否卦卦辞说：“大往小来”；泰卦九三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乾卦九五爻辞说：“飞龙在天”；上九爻辞则说：“亢龙有悔”，这些都体现了物极则反的道理。从《易经》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因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周易》这部书，讲的是象、数、理、占，揭示宇宙间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对立与统一的法则，并运用这一世界观，运用八卦模拟表达自然界、社会和人本身的各种信息。它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范围很广，它上论天文，下讲地理，中谈人事，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社会生产到社会生活，从帝王将相如何治国到老百姓如何处世做人等等，都有详细的论述，真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周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大，它不但影响中国的文字，关键它还影响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周易》也是我国预测学、信息科学的起源与基础。其中的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不仅记载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体科学和医学方面的大量知识，同时还有预测信息的宝贵方法。
《周易》是我国最古老、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历经种种坎坷与考验，或褒或贬，时衰时兴，却依然默默地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作出重大贡献。
《易经》的版本，流传下来影响大的是魏王弼注本、唐孔颖达疏，亦称《周易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朱熹撰《周易本义》，为宋代以后通行本。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周易》，抄写于汉文帝初年，与传世各家《易》本均不同，是现存《周易》中最早的别本。历代《易经》的著名注本除以上两种外，还有唐朝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清朝李光地的《周易折中》，都对后人治《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刘大钧教授赴台交流
应台湾“海峡两岸民意交流基金会”的邀请，以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杨崇汇为团长，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孙淦，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喻林祥为副团长的政协委员联谊会赴台交流参访。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刘大钧先生随团参访。
参访团一行31人，由全国政协委员、相关民主党派成员、政协相关专委会有关人士，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组成。参访团以文化交流为主线，先后赴台北、台中、南投、台南、高雄、澎湖、金门等地进行参观访问。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吴伯雄、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林中森等政要分别会见了全体团员，海峡两岸民意基金交流会荣誉理事长王金平、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张平沼、台湾省咨议会咨议长李源泉等先后设宴盛情款待，国际著名佛学大师、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与全体团员座谈交流并一一合影留念。
参访团通过会见、座谈、走访、参观等多种形式，积极与台湾政要、民意代表以及工商、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大力宣传了祖国大陆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参与交流的两岸同胞纷纷表示要携手共建美好家园、共促两岸和平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努力。
刘大钧论文-“卦气”溯源
本文考证汉代易学中的”卦气”说在孟喜之前早已有传，其源出于先儒古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夏易传》和《易传》中，均有”卦气”说的思想；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之名，以及《尚 书·尧典》中的”析””因””夷”” ？ “，与后天八卦方位中的四正卦相同，由此可知”卦气”说渊源久远。作者强调，古人经过”仰观””俯察”，对天地万物随节气变化的规律有了认识之后建构 了易学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象数含蕴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这是易学乃至易学哲学的独特学术理路与”观象系辞”的特殊阐述方式。
“卦气”说是象数易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学说，深入探讨此一学说，可加深对易学、易学哲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精妙底蕴及慧见的理解，意义非常重大，此本文之所由作也。
一、西汉”卦气”考
施、孟、梁丘三家居西汉古《易》十三家之首。《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注：”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又云：”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可见施、孟 、梁丘三家之《易》在西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所谓”施、孟、梁丘”系指施仇、孟喜、梁丘贺三家，他们同为田王孙弟子。而田王孙师承丁宽，丁宽乃田何的得意门生。施、孟、梁丘三家，宣、元时皆立于学官。考施仇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曾于石渠阁”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汉书·儒林传》)，可见施氏在当时学界已有着显赫的地位。故施氏《易》的完成，必当在此之前。案京氏生于公元前77年，当石渠阁会议时，他已经二十六岁，据理而推，此时应已受《易》于焦延寿。而焦氏自称学于孟喜，故孟氏《易》 的完成，亦必在此之前。由梁丘贺、施仇宣帝时皆立为博士思之，估计三家《易》 的完成，当在宣帝即位之初或稍前，约公元前70 年左右。
在施、孟、梁丘三家中，以梁丘贺当时最为得宠。《汉书·儒林传》称：”贺筮有应 ，繇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但那时在学界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却是孟喜。据《汉书·儒林传》载，”博士缺，众人荐喜”即其证。但因”上 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此所云孟喜”改师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汉书·儒林传》：”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 灾变书，诈言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仇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由于”上信重之”的”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 ，于是，孟喜” 改师法”遂成千古定案，至今两千余年从来无人怀疑。
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先儒多认定即”卦气”说。”卦气”说(本文所言成熟的”卦气”说，请详《新唐书·历志》及清惠栋《易汉学·孟长卿易上下》，文中不再出注)首见于《孟氏章句》。孟氏之书唐时尚存：《新唐书·艺文志》：”孟 喜章句十卷。”故唐人僧一行尚能见之。
据《新唐书·历志》一行解释”卦议”曰：”十二 月 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据孟氏冬至初《中孚》用事…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其《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 二分二至也。”考《汉书·京房传》云，京房”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 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孟康注此曰：”分卦 值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分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 。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主之气。各卦主时，其占 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由这段对于京房所传”卦气”的介绍及孟康注文看，焦、京之学 确 为师承孟喜而来。但《汉书·儒林传》则认定京房”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 相与同。”就连孟喜的弟子翟牧、白生也出来呼应此说，当京房以为延寿《易》即孟喜《易》时 ，他们表示”不肯”，皆曰”非也”。
就这样，京房所传焦氏之学，变成焦氏得于”隐士之说”，而孟氏由田王孙处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亦被《汉书·儒林传》结论为孟喜之”诈言”。
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了弄清这段易学千古疑案，我们须先考察”卦气”说是否属于田何 系统，并由此入手，再溯”卦气”之源。
(1)据《汉书·儒林传》介绍，沛人高相治《易》与费直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 丁将军即丁宽，据《汉书·儒林传》记载，丁宽为田何得意门生，除师事田何外，又跟田何 的另一弟子周王孙受《周易》古义：”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拒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 也。”案，吴、楚反于公元前 153 年，作《易说》当在此时前后，而高氏所传”专说阴阳灾 异”之书，因”其学亡章句”，显然不属”训诂举大谊”的”《易说》”的内容。 可见”阴阳灾异”说丁宽时已有传授，显然此说属于田何系统。田王孙为丁宽弟子，因此， 田王孙得其师说而授孟喜，当 是极为 合情入理之事。
(2)如果因《汉书·儒林传》称其为”自言”而使人们仍然心存疑问的话，考《汉 书·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案元光之年系指公元前134 年～１２８年，杨何之学虽然今已难窥其貌，但据《史记·司马迁传》介绍，太史公司马谈曾学《易》于杨何，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有一段表达其易学观点的话：”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 亡……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张晏注：”八位，八卦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节，就中气也 ； 各有禁忌，谓日月也。”此说显然与”卦气”说相一致，亦与《礼记·月令》的精神相一致 。因而可推知杨何《易》中有”卦气” 说的内容。案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年间，即公元前 140 年～110 年之间，故其从杨何学 《 易》，当在公元前 134年到128 年，杨何”征为太中大夫”时。
(3)西汉有一个重要易学家魏 相，因为此人未被列入《儒林传》中，故后人研究汉代易学源流时，他往往不被人注意 。据《汉书·魏相传》：”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学《易》。”因魏相 迁 河南太守时正值丞相车千秋死，而车千秋殁于公元前 76 年，可知此时已任太守，后又于宣帝 即 位时征”为大司农，迁御史大夫”。宣帝即位于公元前 73 年，故其任大司农与御史大夫当 在此 之后。魏相在其上表言事中，表达了其易学观：”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 奏之。……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
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 ；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 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 时节，寒暑调和。”由以上所引看，魏相以震司春、离司夏、兑司秋、坎司冬的易学观，显然与”卦气” 说完全一致。
案魏相死于神爵三年，即公元前 59 年，他先后任郡卒史，茂陵令，河南太守，被霍光逮捕下狱后又复为太守，并逐步升至大司农、御史大夫。如以其寿六十岁计，则魏相约当生于公元前120年左右。《汉志》既称其”少学《易》”，则魏相学《易》当在公元前 105年至110年左右。由此 可以断定：魏氏所学之《易》，显然早于孟喜。《汉书·魏相传》既称其学”有师法”，可知在孟喜之前，”卦气”之说早已有人传授。这是一件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史记·儒林传》称汉代”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估计魏相之学为杨何弟子传授。
(4)《汉书·五行志》：”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 ，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 ，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至秋阴常雨，言伤则至春阳常旱也。”很显然，夏侯始昌的这段文字，说明西汉初年已经有了”卦气”说。夏侯始昌为西汉大经 学家，据《汉书·夏侯始昌传》：”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 ，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汉书·夏侯胜传》： “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可知如上”卦气”文字 ， 属夏侯父子”明于阴阳””说灾异”的内容。据《汉书·夏侯始昌传》：”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案《汉书·武帝纪》载，柏梁台灾发生在太初元年，即公元前 104 年，显然当时他已极得武帝重视，故疑其受学起码当在公元前 130 年～140 年左右，显然早于孟喜久矣。
由以上四考可知，”卦气”说在孟喜之前早已有传，可证此说非孟喜之”诈言”， 实由田何系统师承先儒古说而来。 正如前述，指责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为”诈言”的唯一旁证人是”同门梁丘贺”，证言为”田生绝于施仇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恰恰是作为第一证人的施仇却并未出来说话，施仇不仅在孟喜这件事上没有出来说话 ，考《汉书·儒林传》：”及梁丘贺为少府、事多，乃遗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仇问，仇自匿不肯见 ，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不但如此，更”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由以上廖廖数语， 我们不难悟到，”好自称誉”的孟喜在用《易》自保方面，确实不如他的另一位同学施仇。孟喜可能因其才学过人而声望又高，因此遭到权贵同学的嫉妒，遂借用权力给了他个”改师法” 的罪名，并因此而不得为博士，依据中国文人之间相轻相残的传统恶习而思之，这也是毫不足怪的。
那么，京房时，孟喜的弟子翟牧、白生为什么也不肯承认焦延寿所传之《易》为孟氏学呢? 我们知道，汉《易》虽本于田何，但老师在具体传授弟子时，往往侧重点各有不同。考丁宽师从田何，并且是田何的得意弟子，但他又”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可知他所学的内容，没有他的另一位同学周王孙的《周易》”古义”，故再至雒阳，”复从”而学之，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汉书·儒林传》中介绍丁宽时，有这样一段话：”作《易说》三万言， 训诂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仇、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据此，可考定孟氏《易》的内容应是”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与丁宽的” 《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及《汉志》所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中有关孟氏《易》的内容 ，故翟牧、白生从孟喜所学，无非如上内容，其中即便有”卦气”说的内容，亦无非是一般知识，用以解经而已，肯定不包含”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阴阳灾变内容，此书孟喜只传给了焦延寿，兼之孟喜为此而蒙上”改师法”的恶名，故翟牧、白生与之划清界 限，不承认焦氏所学的内容为孟喜《易》，这也就毫不足怪了。
《汉书·艺文志》所载《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等，这些才是焦氏由孟喜处所得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内容。
二、《子夏易传》与《易传》中的”卦气”说
“卦气”说不但汉初已有，追寻先秦时代，先儒认定早在《子夏易传》(本文所言《子夏易传》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等相关典籍所引者，而非指传世伪书，如四库本《子夏易传》之类。而子夏，笔者认为即春秋末期孔子弟子卜商。) 中已有”卦气”之说。朱震《汉上易传丛说》：”鲋，子夏作虾蟆，此五月卦也。”张惠言 在《易义别录》中同意朱震的说法：”朱子发云：井为五月之卦，’蝼蝈鸣，故曰虾蟆’。”朱震《汉上易传》于《井》九五注曰：”井，五月卦，阴气自下而上。”惠栋《周易述》 于《 井》卦九二爻疏曰：”鲋，虾蟆，子夏义， 井，五月卦，故有虾蟆。”据此，刘玉建同志也认为”有可能在子夏时已有过六日七分法及以卦配候学说”(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 上册，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6月版，第 150 页)，我完全同意如上看法，因为朱震《汉上易传》释《复》卦”七日来复”时引：”子夏曰：极六位而反于《坤》之《复》，其数七日，其物阳也。”
这显然是以”十二消息卦”解说”七日来复”之旨，亦只有用”十二消息卦”才能作如是之解，从而体现出《彖》于此曰”天行也 “之 旨，这是《子夏易传》中应有”卦气”说的一条确证。另一条证据是：《彖》释《益》卦曰 ：”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子夏传》云：’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益。’孟喜亦与此同。其意言必须雷动于前，风散于后，然后万物皆益。如二月启蛰之后，风以长物，八月收声之后，风以残物。风之为益，其在雷后，故曰’风雷益’也。”这段文字乃孔颖达引《子夏传》与孟氏《易》解《益》卦。”如二月启蛰之后，风以长物，八月收声之后，风以残物”云云，当为孔氏当时所见子夏与孟《易》中释此之旨。所谓”二月启蛰之后”，当指”卦气”中二月”惊蛰”之后；”风以长物”，指正 月初候”东风解冻”后，即有二月之”桃始华”，三月之”桐始华””萍始生”等等，故”风以长物”也。所谓”八月收声之后”，指八月卦候”雷乃收声”之后。
所谓”风以残物”， 乃指九月”草木黄落””蛰虫咸俯”等等，所谓”风之为益，其在雷后”，乃指其在二月春 分 “雷乃发声”之后。凡此种种，皆以”卦气”之七十二候释其说。由此亦可知子夏与孟喜当 时用”卦气” 解《易》之一斑。另外，《孔子家语·执辔》 (案：《孔子家语》一书虽出自后儒所撰，但其多数内容实当皆出自先儒之手。篇幅所限，兹不赘述。)中有关子夏的一段资料，过去未引起先儒注意，但却不可忽视地反映出子夏与”卦气”的关系：” 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其余各从其类矣。乌鱼生阴而属于阳，故皆卵生。鱼游于 水，鸟游于云，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游不饮不食，万物 之所不同……”所谓”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 而生”，先儒之解多不确，其实此指”卦 气”中秋分之”次候”为”蛰虫培户”。因依”卦气”说，《巽》为八月之卦而巽为风，《 观》为八月之卦而位居卦候”蛰虫培户” ，故”八主风，风为虫，虫八月而生”。
所谓”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此更为明确地 道 出子夏与”卦气”的关系，因为依”七十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在兑秋”寒露”节，而” 立冬”当为”雉入水化为辰”。由于两节气时间距之较近，故后人遂有”雀雉化”之说，估 计《孔子家语》作者引用时将”雉入水化为辰”与”雀入海化为蛤”相混而误，故曰”立冬 则燕雀入海化为蛤”。文中子夏又说：”羽虫三百有六十，而凤为之长；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为之长；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龟为之长；鳞虫三百有 六十，而龙为之长；果虫三百有六十，而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也。殊形异类之 数，王者动必以道动，静必以道静，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此句先儒多解作”此乾坤之美也”，误矣!此句子夏反复强调”三百有六十”之数，方可展现” 《乾》《坤》之美”，此显系”卦气”中以《乾》《坤》生”十二消息”卦，而当”三百有六十”之说，而”王者动必以道动，静必以道静，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亦与《彖·豫卦》：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的精神完全一致 ，由此而观之，《孔子家语》中的这段记载，恐非后人杜撰，因后人绝难杜撰出如此高深严 密的妙文。
行笔至此，我们就不能不想到”十翼”与”卦气”的关系了。
我们先读《彖》释泰卦：”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其释否卦：”则是天地不交 而万物不通也。”释蛊卦：”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释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释剥卦：”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释丰卦：”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释节卦：”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以上《彖》中的语句，显然带有”卦气”说的痕迹。而更为显明的是，《彖》中有一些明显有季节色彩的话语，若案之”卦气”，皆与其说一一相符。如《彖》释离卦：”离，丽也，日月丽乎天，
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卦气”以离主夏，故 “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大象》释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彖》释解卦：”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案”卦气”中解卦居”春分”，在”雨水”之后，相邻大壮卦，其候”雷乃发声”，故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彖》释益卦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依”卦气”，《益》卦居正月”立春”之 节，正”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后，”鱼上冰”之际，故”天施地生”也。
《象》与”卦气”的关系，特别是《大象》与”卦气”的关系，鄙人在《象数易学研究》第二辑(齐鲁书 社1997 年版，第 73～90 页) 中曾有专文《今帛本卦序与先天方图及”卦气”说的再探索》进行过讨论，此不赘述。如若 将 《礼记·月令》中所载天子于不同节气所行之事，与依”卦气”之相同节气排列的有关各 卦《 大象》进行对比，我们即会发现它们在文字内容上是何其一致!如上所举《大象》释《解》 卦：”雷雨作，解 ，君子以赦过宥罪”，而《礼记·月令》于此月则曰：”仲春之月……始雨水……命有司省 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
过去人们总是不理解《大象》释旅卦何以会说出”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如今 始知，原来依”卦气”说，旅卦居”立夏”四月节，其卦候曰”蝼蝈鸣”，案《礼记·月令》于此 月曰：”孟夏之月……蝼蝈鸣……是月也，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故《象》曰” 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也。若依”卦气”中六十卦配候一一对比各卦《大象》与《礼记·月令》，这种内容相同的例子极多，此处就不再例举了。
《左传》记载昭公二年晋韩宣子使鲁时，见《易象》与《鲁春秋》而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过去人们总是不理解何以观《易象》而知”周礼尽在鲁矣”，并难晓何以由此而知 “周公之德 “”周之所以王”，方今才悟到当年《易象》的内容，当与今本《大象》之内容相去不远! 《文言》中有一段话很重要：”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 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文中”大人”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奉天时” 思想亦与《礼记·月令》所记载的天子于不同节气行不同之事的精神相一致。结合《彖》释 《节》卦”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可知《文言》《彖》与《大象 》作者一样，皆参考过当年《易象》的内容。《礼记· 月令》及《吕氏春秋》之内容，亦当皆参考过当年《易象》的内容而成。在此特别应该提到 《大象》中释 《复》卦的一段话：”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文中有” 至日”，每到”至日”即”闭关”而”商旅不行”。按照”卦气”说，《复》卦在”冬至” ，西汉时，每逢”冬至””夏至”，官吏休息不办公，据说其习相沿已经很久了：《汉书· 薛宣传》：”及日至休吏……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既称”所繇来久”，可知秦汉 之前已有此习俗。《大象》释《复》既称”至日闭关”，可证作《大象》之际，已有《复》 卦当 “至日”之说无疑，此可作为作《大象》之际已有”卦气”说的一条确证。第二条证据在《说卦》中，《说卦》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 ，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 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依京房八卦”卦气”说，震卦”春分”正是《说卦》万物之”出”的时节，巽卦”立夏”正是万物出” 齐”的时节，离卦”夏至”是万物成长而”相见”(此”见”为现)，坤卦”立秋” 是万物长成而”致役”于养，兑卦”秋分”是万物丰收而”悦”，乾卦”立冬”是阴阳二气相薄而战，坎卦”冬至”是万物归藏而劳，艮卦”立春”是旧的一年”成终”和新的一年”成始”。 故《说卦》此章，实际上乃是记录了古人”卦气”之说。其中尤为明确无误的一句话是，” 兑，正秋也 ，万物之所说也”，这就极其清楚地道出了早在《说卦》成篇时，已有以兑主秋之说，因而成为《说卦》作者应用”卦气”说的另一条确证。
若细读《系辞》，我们将会发现其作者更是精于”卦气”之说。除由”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及”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等文字中可以看出受”卦气”的明显影响外，《系辞》又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这种以《乾》《坤》两卦之爻主一岁的说法，以及”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亦与”卦气”的《乾》《坤 》生十二辟卦说相一致。然而最为重要的证据则是《系辞》作者在其上下两篇中以”子曰 “的形式共计诠解了《周易》十六卦中的十八条爻辞。从上下两篇对十八条爻辞的解说看， 上篇由释《中孚》卦九二爻开始：”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 违之，况其尔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下篇由释咸卦九四爻开始：”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而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案之”卦气”七十二候，则《系辞》上篇所释第一卦中孚卦当为”冬至”初候第一卦，而《系辞》下篇所释第一卦咸卦，则为”夏至”初候第一卦，《系辞》作者这种以”卦气”中冬夏二至之首卦，各领其上下篇所解各卦之首的排列方式，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因为《系辞》作者在解释咸卦这段爻辞时，已经非常明确地讲到了寒暑问题，《系辞》作者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因为《系辞》作者先解说了位 居上篇”冬至”第一卦的《中孚》，自然是”寒往”了，而《咸》卦本身位居”夏至”，当 然是”暑来”，故而《系辞》作者释此爻时，先说”寒往”，而后说”暑来“，其义正在于斯!”往者屈也，来者信也”，此说”十二月消息”往来屈伸之变也，此由”寒暑相推而岁 成焉”可知。下面”尺蠖之屈””龙蛇之蛰”云云，与冬至初候之”蚯蚓结”相近，亦在说明应随节气变化而屈伸蛰存。这说明《系辞》作者确曾参考过”卦气”卦序。
综上所考，可知”十翼”与《子夏易传》作者的确曾受”卦气”说影响无疑。
据说”卦气”中七十二候之说起源很早，《新唐书·历志》僧一行之”卦候议”说：”七十二候，源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案《时训》其书是 否为周公所作，虽难下定论，但《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已有七十二候说，故先秦时已有此说无疑。由庄子称”《易》以道阴阳”及《晋书·束皙传》”太 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肔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 易经》二篇与《 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可知，古有《易繇 阴阳 卦》之书，”与《周易》略同”。汉人的”卦气”说，或即源于此类书。此类书在”十翼” 作者所处的时代，人们还可见到，恐怕这就是《彖》《象》《系辞》《文言》《说卦》等篇受”卦 气”思想影响的原因。依据传统之说，”十翼”为孔子所作并传，其师承关系可一直推至汉 人田 何。入汉，由夏侯始昌”明于阴阳””说灾异”、高相治《易》”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及魏相上表言事引《易阴阳》、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 等等思之，此类书汉时 仍有传授，因其”与《周易》略同”，因而应属”汉兴，田何传之”的内容。因此，”卦气”说绝非首出孟喜之手，在先秦时代当早已有之，其起源应该很古。
三、更早的后天八卦与”卦气”说资料
案《殷墟文字缀合》261：”辛亥卜，丙，贞帝于北方曰伏，风曰：辛亥卜，贞帝于南方曰微…… 贞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协…… 贞帝于西方曰彝，风……” 此片是武丁时代的禘(帝)祭卜辞，重要的是四方风名完整。 再考《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520：”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微。西方曰 ？ ，风曰彝。〔北方曰〕伏，风曰 ？ 。”此处四方之名同《殷墟文字缀合》261 相比，只是南、西二方的方、风之名互倒。案《殷墟文字缀合》与《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中的这两段甲骨资料非常非常重要!它揭示了一个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史实，即：此四方之名，正与后天八卦方位中的四正卦相同!
我们看，所谓”东方曰析”，古”析”、”震”同义：《释名·释天》：”震战也。所击辄破，若攻战也，又曰辟历，辟，析也，所历皆破析也。”在后天八卦方位中，震卦主东方。 所谓”南方曰微”。《广雅·释诂》：”微，离也。”在后天八卦方位中，离为南方之卦。 所谓”西方曰夷”。古”夷””兑”同义，《尔雅·释言》：”夷，悦也。”在后天八卦方 位中，兑卦主西方。所谓”北方曰伏“。坎卦为隐伏，此见之《说卦》，在后天八卦方位中，坎卦主北方。由后天八卦方位与武丁时代四方风名相同思之，后天八卦方位起码源于商代无疑。
同样重要的史料还见于《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日出，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 ，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鸟兽氄毛。案”? “”藏”同义，《说卦》称坎为隐伏，亦有”藏”义，而”夷””彝”同音相通，故我们将《尚书·尧典》中的这段文字与前引《殷墟文字缀合》《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中的风名相对照：”平秩东作……以殷仲春，厥民析”，而”贞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协”，据前所考，”析”与”震”同义，故 ” 厥民析”即”厥民震”也!同样”平秩南讹……以正仲夏，厥民因”，而”南方曰因，风曰 微。”据前考，”微”即”离”，故”厥民因”，即”厥民离”。同样，”平秩西成……以 殷仲秋”之”厥民夷”即”厥民兑”，而”以正仲冬”的”厥民? “即”厥民坎”。通读《尚书·尧典》中的这段文字，如果将文中的”析””因””夷””? “换成四正卦之”震””离””兑””坎”，则一篇”卦气”说文字跃然纸上矣!
我们再看《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 。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 而《山海经·大荒南经》：”南方曰因，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因《山海经》保存的不全，仅三方风名。案”折””析”古同，《说文》：”析，破木也，一曰折也。” 由以上之考，我们可知四正卦与”卦气”说其源久矣!
四、结 语
我们早已知道，《易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一部典籍，确有 其独特的学术理路与”观象系辞”的特殊阐述方式。通过如上探索，我们亦知《易 传》与《子夏易传》同样有其独特的学术理路与” 观象系辞”的阐述方式，当我们探讨如上”十翼”之文及《子夏易传》等篇章与”卦气”的关系时，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所阐发的义理都是生发于象数之本 的。 如前面例举的《系辞》中”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及《大象》释《解》卦：”雷雨作，君子以赦过宥罪”、释《旅》卦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云云，它们绝不是随意谈”寒暑”与”赦过”的问题，而是严格依据” 卦气”中节气排列的先后而谈，是先”寒”后”暑”，还是先”暑”后”寒”，是体现春生夏长而”省囹圄”、”出轻系”，还是应和秋煞之气而”缮囹圄”、”务搏执”，都有明确 的时间顺序界定，绝不是妙笔生花，自行发挥。故”十翼”及《子夏易传》中那些高深义理，都不是游离于象数之外的泛泛空谈，而是严格按照义理根于象数、象数义理合一的模式阐发出来的。
由此而追溯春秋时代的《易象》一书，我们终于理解了：必定是古人经过”仰观””俯察” ，对天地万物随节气变化而生、旺、墓、绝的发展规律有了明确认识之后，以其八卦及六十四卦之象数架 构出一个”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象数义理合 一模式，并由此派生出一套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这种”礼”，绝不仅仅是我们所狭隘理解的日常生活中人人应该遵循的规范，它更是一种人文之政道与治道!我们由此也理解了 《月令》被置入《礼记》之中的深刻理由，乃在于由法天地而循四时之序引伸出人文之政 道与治道。因此，先贤才会有”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之叹!
故《彖》《象》《文言》《系辞》《说卦》等篇中所表达的经天地、理人伦的精妙义理，无非是古代《易象》学说在学理上的升华与延续。它们的出辞吐语，皆本之于象数，是象数渊蕴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假若我们把象数看作是一颗长青不老之树，那么，我们可以说， 义理则是这棵树上结出的丰硕之果。由此而观之，两汉先秦的易学，乃至两汉先秦的哲学、两汉先秦的思想史等，都需要在如上认知的基础上重新反思、重新审视乃至重新总结!（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5期）
